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依法设立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面对时代巨变，战略转型不是练内功，而是寻找价值创造的新方向。就如同传统的汽车产业不怎么赚钱，但是围绕汽车的一系列产业，如汽车发动机和变速器研发、汽车设计、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汽车电子、汽车智能化等等却都可以盈利。

格鲁伯和沃克认为，生产者服务部门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了商品生产部门，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部门的有效增长。但在1990年代以后，一些行业的发展却逐渐使得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生产部门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研发部门的服务机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今天，时代的巨变让传统产业的价值不可逆转地持续降低，而软价值和软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一方面，企业通过大量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支撑了大量的研发活动，大大提高了制造业产品的软价值。有人问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弗朗茨·冯·霍兹豪森（Franz von Holzhausen），到底是谁来主导汽车设计，设计师还是工程师？ Franz 的回答是，应该是设计师的热情和追求，那种希望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热情和追求，来决定未来汽车的样子。

这些软产业的价值来源于教师、程序员、导演、演员和金融工程师以及投资专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他们从事的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那样的重复性劳动，而是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解决不同的问题：科学家要发现一种新药，教师要为不同的学生制定教学方案，程序员要写出不同的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而导演和演员要创造不同的故事、人物和情感，金融工程师和投资专家则每天面对着变动不居的风险和收益……虽然创造性思维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毕竟这些产业的价值创造几乎从彻底摆脱了地球自然资源的约束，满足的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要，成长空间自然也远远大于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默克、辉瑞等国际制药企业越来越多地将资源投入到研发环节，而将生产委托给位于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药企业。生产恢复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即便复工了，产出还是没有充分释放。

油价下跌有四个原因，除了俄罗斯跟沙特减产合约没达成，扩产带来价格的崩盘外，全球经济因疫情停摆，直接减少了对石油的需求。比如医患矛盾，抗疫之后，医疗医患的生态环境应该会有改善，更需要的是制度安排。桥水基金CEO达利欧3月25日在报告里列出了未来10年主要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其中部分国家负增长，大部分在1%~2%。政府非常关注，各方面政策也在配合。

休眠可以，复苏也比较容易，但是破产要再复产就很困难了，大规模破产局面会很难收拾。政策虽然可缓解市场恐慌，但并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

我当时提2026年到2028年中国经济会下降到5%的增长平台。第二，投资效率非常低。为什么全球化走向终结？ 全球化是一个过程，终结就是过程停下来了。富人财富的增长不带来消费的增加，但是穷人和大量低收入群体缺乏消费的购买力。

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分析这次疫情冲击有可能代表一个区域发展的分水岭。体制的条条框框把大约上千万的人才捆住了手脚。因为现在疫情不仅仅在中国，而是在全球，而且可能超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疫情，已经涉及到200多个国家，还在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现有全球治理格局和发展格局都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国内的发展格局和治理格局也将发生改变。

当前又出现了无症状的感染者，这种风险在隐匿化，这样不确定性就更大了，这是第一个跟不上。事业改革滞后把很多人才都困住了，人才难以流动，难以优化配置。

不清楚的，比较模糊的政策难以改善预期。怎么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优化人才流动、配置，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出资源配置。

我觉得这个更有概括性、综合性的概念的就是公共风险、不确定性。当前出来的政策很多，但是比较散比较零碎，市场以及社会、老百姓搞不清楚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度，朝哪个方面使劲，到底要花多少钱等等。从风险分布来看，在区域之间风险的分布在不断变化，区域分化在疫情风险冲击下将会有新的表现，可能会加大区域分化，使区域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第二，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轨道？ 我认为，无论是从全球来看还是从国内来看，会进入一个高风险轨道。由此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见。从协调协同的角度来看，政策和改革更要协调协同。

这样的话，我想更能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因为政策也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整个发展的成本就会上升。

我觉得回不到原有的轨道上去了，治理也好发展也好，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轨道。这三个跟不上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高风险意味着什么？高成本，高度不确定、不稳定。

这种分化可能不仅是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而是各个方面的分化。二是把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切嵌入到各项改革中来，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方案不能两张皮。

当前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微观政策，用保产业链、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等方式去隔离相关风险，如倒闭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生活困难的风险等等，而财政的宏观政策在疫情条件下是辅助性的、补充性的。一方面，这样的地方更能防控疫情，一方面它能实现经济的发展。有两方面是当前应该要考虑的： 一方面，要发挥政策规模效应，提振信心，改善预期。还比如说经济、金融、社会、城乡区域体制的创新也没有完全跟上。

比如说疫情风险来了，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也大了，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上来了，企业的成本也上来了。如果说公共卫生体制创新或者说改革能够快一些的话，那可能这个疫情不会搞得这么大。

最近的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很清晰，但是怎么把会议精神转化成一揽子的可操作政策方案和专门的特别预算，让老百姓看得更清楚，让政治局的决策转化成一个实施的方案。宏观政策应当从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注入确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这样它可以包容各个学科各个领域。

所以，高风险就是高成本。疫情来了是一场大考，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闭卷考试，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考得有点闷，但是后来慢慢进入状态了，现在看考得相当不错，我们国家的疫情风险得到了控制，那么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开卷考试了，因为中国抗击疫情很多的做法摆在明面上，疫情的信息也向全世界公开了。

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要与病毒共存，因为病毒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经济与社会是循环的，产业也是循环的，针对不同环节的风险加以隔离，就可避免这种风险进一步扩散。通过财政的手段、金融的手段对它加以隔离，不要让这些风险相互传染。为什么说会进入一个高风险轨道呢？从全球看，当前应对疫情冲击有三个跟不上：一是科技跟不上病毒的变异。

在数字技术支撑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或数字化程度更高的地方来看，它与疫情更能兼容。有一个现象是，当政策出来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制度创新不够的一种结果。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至少已经发现了现在公共卫生的短板，其实就是一个体制的短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的短板。出的那些政策零零散散，花了不少钱，但是老百姓感觉不到力度。

现在存在这种现象：政策是政策，改革是改革，两者几乎是分离的。当前还有一个与要素相关的，就是人才，也是劳动力，但是有特殊的作用。